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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菁英與大眾的選擇

新加坡:菁英與大眾的選擇

 

最近和一位新加坡藝評人聊天,也算我半個老鄉,美國受教育歸來,更是我藝術學院的直系博士學姐,去年畢業;她有一個非常獨特的名字:「Amber(安珀-琥珀)」。自她畢業後我們鮮少見面,但她做的許多策展以及評論作品都是我敬仰的楷模,甚至模仿的對象。而在昨天,她約我在牛車水的「南洋咖啡館」見面—我驚奇於她竟會選擇如此「大眾」的地點,而等我到達時,她早已拿好一杯白拿鐵,帶我往咖啡館的二樓走—「南洋咖啡博物館」,這是不對大部分遊客開放的空間,並收藏了許多相關書籍和文物,像流動的盛宴。一改素對遊客時的慍怒神情,老闆作出上樓的手勢,似乎非常歡迎我們的到來。

 

我們靠窗坐下,她自說自話地開始傾訴—我並不反感,因為安珀的故事總是充滿了趣味的轉折,但數月不見,我卻逐漸意識到一個矛盾:她一邊跟我描述她最近在美術館工作時,所經手項目的那些宏大理論—「去殖民」,「異托邦」,「反流散」等等等;一邊又抱怨新加坡本地缺少觀眾和美育,所以她不得不把展覽做的看起來更具實用和教育性。作為混血兒,她說著一口完美的南洋口音華語,並對我的作品辛辣點評;與此同時,她看到我最近在香港發表的英文詩,我倆又立刻轉成加州口音開始聊艾倫金斯堡。一杯咖啡下肚,她操起了關西腔,說起了宮崎駿的新作,失望地評論其缺少真正的創意,卻全然忘記:我日語遠不如她,只能給出很淺顯的回答,「はい, はい, はい; 悪くないね(對,對,對;但也不壞吧)」。

​從某種角度來說,她其實代表著新加坡菁英和大眾之間的典型矛盾。作為社會菁英的李氏父子說著一口牛劍英文,並隨時可以引用丘吉爾,莎士比亞,布萊克的名言,但普通民眾可能只會說「Kopitiam (咖啡館) Singlish(新式英文)」,雖然工作上溝通大多無礙—畢竟碼頭的水手和巴剎的小販並不需要知道哈姆雷特為什麼放棄復仇?我想起李光耀聊起那些古典著作,大段引用拉丁文的法律術語如「posse comitatus(國家的權力)」時,大眾們只能問:「Wha you what lah;Can or cannot?(你到底想說什麼;到底行還是不行?)」 而拍攝金馬獎作品「熱帶」的陳哲藝導演雖可以說一口流利的台北口音華語,並用它創作許多內涵深刻的作品,甚至讓侯孝賢蔡明亮無不折服;但我時常懷疑到底有多少新加坡觀眾能真正聽懂電影中的台詞,並有所共鳴。而何書銘導演的「花路阿朱媽」是否又是對此矛盾的妥協?本地孤例,大文豪如英培安先生,其歷史性著作「騷動」必須翻譯成英文,然後才可以在新國立和南洋理工的課堂被一群「A-Level」優等生解讀成某種本土的「悲慘世界」--這實在有違原意。一方面,新加坡大眾早已遠離了曾引以為傲的南洋華人菁英傳統;而菁英們所秉持的「殖民地英式菁英傳統」,卻也因實用主義而告別了曾經的浪漫。另一方面,新加坡的菁英和大眾之間的距離實際遠大於美國,歐洲,甚至中國這樣的國家。當然,這也導致了一個久而不決的矛盾:新加坡作家喬治雪裏安說,在某種意義上,李光耀的成功其實來自於其對於本地大眾的「鄙夷」,而這種「鄙夷」雖然可以保證菁英主義下的明智決策和領導,但也一直維持著菁英和大眾之間的鴻溝,不以為然。

 

​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會導致怎樣的情況呢?新加坡永遠無法成為巴黎,甚至無法成為北平,或是香港的原因是:新加坡的大眾永遠覺得王家衛只屬於劉以鬯這種人;而新加坡的劉以鬯們也覺得大眾只配看「東成西就」,而不是「東邪西毒」,更別說「2046」--他們都想當然地認為對方只活在當下。回到安珀的煩惱—她的煩惱其實來自於自身,新加坡的菁英們覺得自己一直在嘗試關心和解決大眾的問題,並苦於回應,但他們的手段卻仍是菁英化的;而這又加重了大眾的背離,導致他們的手段更難以獲得回應—惡性循環。黃循財治下的獅城,看似平民宰相已處處可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但吃食閣叻沙的大眾,和吃金沙意麪的菁英之間的鴻溝仍深不見底,亦不以為然;這種鴻溝只是被掩蓋得更巧更好。菁英最關鍵的優點是菁英的知識,最重要的缺點卻是菁英的手段。也許這兩者之間永不彌合,但至少在網絡時代的今天,我們應該擁有在大眾和菁英之間更隨意遊走的智慧和自由。

​至少在巴黎這樣的地方,伏爾泰和波德萊既屬於安珀這樣的「美術館菁英」,也屬於那些風餐露宿的「街頭藝術家」,並且他們並不一定就完全毫無交集—一個物理博士當然也可以變成法拉盛的街友;一個紐約的流浪漢,也可能未來寫出「與神對話」的著作。而如今,無論是大眾,還是菁英,兩者對自身的反思都過於匱乏了;他們像兩個互愛互恨的奇怪物種,共享同一個時空。對於新加坡來說,印象最深的是李光耀在雪里安的書中,常常坐在新開公園的樹蔭下,大汗淋漓地抱怨:「新加坡太熱了」。而在早年的華人政治領袖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一書中,李總理,也不過是那個要在上山途中,小解後用泥土掩埋身體痕跡的年輕律師。「大眾」與「菁英」的分野在現代以來作為文化概念已逐漸軟化消失,但這不代表其作為事實早已過去。它依靠人性而存續至今。

 

剛剛經歷的疫情,也最為諷刺地用生物學的手段,極其暴力地告訴我們人類的某種絕對共性,避無可避;但人性,以及基於權力與傲慢的某種慾望,卻也導致這種生物學的共性,並非一定導向普遍性的理解;我們看到了在二零二四年的今日,我們仍不願理解和承認,無論是菁英還是大眾,東方還是西方,藝術家或是觀眾,我們不過都只是暫時扮演某種角色的過客,是巴勒斯坦詩人達爾維什作品中的同類人。「在耶路撒冷」中,他說:「我想,在當初,只有先知默罕默德在說標準阿拉伯語」。而對於新加坡也好,抑或是全球語境下的「大眾」或「菁英」,我們的選擇常常並非基於理性,而是基於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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